韦锦春

刘高峰:《唐山》——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影像寓言

四十多年后的今天,年轻摄影师韦锦春将镜头对准唐山这座饱经劫难的北方工业城市。他以散文式的影像叙事回应一个命题:摄影如何将历史创伤与当下现实转化为对时代的深刻反思?《唐山》不仅通过独特的视觉语言建构了城市记忆的时空维度,更拓展了摄影介入社会批判的美学路径。

倚靠在树上的青年,唐山市路北区大城山公园,2023年4月

韦锦春选择禄来双反相机,利用方形画幅的凝练构图和中画幅胶片的细腻质感,赋予作品一种冷静客观的基调。他通过“观察者式”的拍摄距离弱化个人视角,同时通过场景并置制造隐喻张力,从而在记录与阐释之间找到新的美学平衡。画册中的图像序列构筑出层叠叙事:地震遗迹、工业废墟、市井日常交替出现,让观者在照片细节的关联中主动建构对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和诠释,深刻呈现了“城市创伤”的遗产。

在《唐山》中,人们眉目间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郁与隐忍的坚毅,历史创伤与现实困惑交织在这些面孔上,凝结为一种隐痛的沉静。在部分肖像中,韦锦春以无表情的方式拍摄唐山人,通过这些沉默的面孔展现这片土地的坚韧与真实。与此同时,作品也捕捉了唐山人张扬鲜活的一面:身披纹身、骑着哈雷摩托车的青年,流露出自信不羁、颇具富态的气质,反映了城市重建后物质富足带来的心态转变。这些迥异的神态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潜在隔阂与张力。

韦锦春的唐山景观在当代繁华的表皮下隐现历史伤痕,城市景观在他的镜头下成为时空折叠的剧场。南湖公园中,“丹凤朝阳”巨型铜雕矗立,静静俯瞰翻滚的湖水与墓园般沉寂的湖畔松林。坍塌的建筑残垣与刻满罹难者姓名的纪念墙,则让历史的伤口在当代城市肌理中若隐若现,无声地诉说着难以磨灭的创伤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拔地而起且崭新的高楼大厦,揭示了这座城市迅猛的生长速度。然而,在这些光鲜外表下,旧日工业文明的遗迹依然散落其间:苍白的矿山裸露出半挖空的山腹,尘封的洞窟中神像静默,动物白骨与砖石相杂——这些景象仿佛大地的无声控诉,揭示出繁荣表象下潜藏的断裂和伤痕。

韦锦春的影像中最具批判锋芒的是现实与幻象的荒诞对话:钢铁厂冷却塔外壁的风景画,成为遮蔽工业伤痕的虚拟景观;街角巴洛克式婚纱影楼的浮华立面,背后却是红砖仓库的破败躯体。这种刻意构建的文化表象,与唐山“全国文明城市”的称号形成微妙的互文。大城山上无头菩萨的神圣残缺与新兴楼群构成的超现实图景,更将历史记忆的断裂转化为震撼的视觉隐喻。这些魔幻现实元素的融入,使《唐山》带有一丝荒诞的诗意:现实本身在镜头前发生了微妙的错位,透露出比肉眼所见更加复杂的内涵。

可以说,韦锦春《唐山》系列为当代摄影如何介入历史记忆与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范例。他以影像构筑起一套属于唐山的现实隐喻体系,映射出个体与社会、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张力,在影像的缝隙中映射出时代的症候,促使我们反思历史创伤在当下的回响,以及现实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社会裂痕。如本雅明所喻示的“历史的天使”凝望废墟般,韦锦春将城市过去的瓦砾与伤痕转化为关于当下的隐喻性图像。这种图像语言不仅是对唐山的个人化记录,更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地点,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寓言式书写。韦锦春的作品揭示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悖论:那些被擦拭得锃亮的新建筑玻璃幕墙,既反射着经济奇迹的眩光,也必然映照出废墟的暗影。这种影像的双重性印证了阿多诺关于“艺术作为社会反题”的论断,在进步与创伤的辩证关系中建构起真正的当代性。

刘高峰(天津美术学院摄影艺术系主任、副教授)
2025年4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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